法律缺失“儿童视角” 别让孩子在家暴中成长

2019-09-24 02:12栏目:教育考试

近日,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通过针对6年间338起儿童遭受家庭暴力案件的调研统计,发布了《儿童遭受家庭暴力案件调查分析与研究报告》(本报告所称儿童是指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编者注)。报告显示,父母陈旧观念以及法律政策中“儿童视角”的缺失,正在进一步加剧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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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八成儿童家暴源于父母施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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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一段疑似深圳父母殴打女儿的视频引发舆论关注。网友纷纷谴责该恶劣行为,深圳警方介入调查。23日17时许,深圳宝安警方公布调查结果——视频中的人已找到,他们承认确有殴打女童的行为。虐童视频再度敲响了警钟:如何让我们的花朵远离家暴?儿童遭遇家暴后,谁能让原本走向失控的家庭重归正轨?

此次发布报告显示,调研的338起案件中高达86.33%的家庭暴力源自“父母施暴”,涉及其他家庭成员的案件仅占一成左右。

  向家庭暴力勇敢说“不”

儿童被虐打,社会有三问——

调研中发现,发生此类案件的家庭中,父母普遍没有将未成年人当作享有平等权利的人来对待,而是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随意处置。更为恶劣的是,一些父母甚至将孩子当做赚钱工具,出卖、出租或携带、强迫孩子乞讨。

——聚焦反家庭暴力立法

一问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对家庭暴力的理解不准确,受访者中很多父母“并不认为打孩子就是家庭暴力”,认为只有“程度严重的伤害才是家庭暴力”。还有部分家长认为,只要动机是为了孩子好,暴力行为便是合理的,“轻微教训一下孩子不算施暴”,甚至有的家长在遗弃或杀害孩子后认为“是为了解脱孩子的痛苦”。在这些问题家庭中,不懂得尊重孩子的陈旧观念,使得父母并没有将自己的行为与家庭暴力联系在一起。

8月24日,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反家庭暴力法草案,终于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微博]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初次审议。与2014年11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不同,草案对于预防和惩治家庭暴力行为,作出了更多具体规定。

儿童受伤究竟多深?

报告显示,因“错误的管教观念导致对孩子施暴”的占调研案件总数的13%,主要体现在因孩子不听话、撒谎、顶撞父母或怀疑孩子偷拿家里钱财和督促孩子的学习而暴力管教或管教失手。这些案件中,当邻居制止或公安人员介入时,施暴父母多数表示出“打自己的孩子,别人管不着”“打他也是为教育他”的陈旧观念。

“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是我国履行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确立的国家义务的要求,也是我国近二十年来反家庭暴力的学术研究、相关实践的总结,更是克服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过于原则、零散、不完备的必要举措。”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薛宁兰指出。

据了解,深圳虐童事件的视频,最早是由从事婴幼儿教育培训工作的人士发布。该人士表示,其看到视频后,曾联系过打人男子,对方回应“关你屁事”。

另一个家暴高发群体来自留守儿童家庭。由于父母外出,多将儿童交由亲属抚养,因而权利保护的问题很难解决。

仅适用于家庭成员间的身体侵害

在该视频中,人们看到,受虐女童对父母的殴打,没有明显的反抗和哭闹,只有木讷的表现,令人痛心。

澳门新萄京,调研中发现,相较于稳定、健全的家庭生活,单亲、继亲家庭以及流动、留守儿童更容易成为家庭暴力受害者。生活地点、父母结构发生变化的家庭更易发生针对儿童的家庭暴力,53.34%的案件发生在此类家庭中。

对家庭暴力的定义,是这部法律最基本也是最引人关注的问题。草案规定: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对家庭成员实施的侵害行为。

广州白云心理医院有分析师指出,家暴对未成年人的危害不仅在身体的伤害,对其心理成长也会造成长期影响。暴力环境成长起来的孩子一般会有两种成长趋势:一种是回避型,因为他人的暴力变得胆小、懦弱。在深圳虐童事件中,孩子可能就出现这种情况。另一种是抗拒型,就是像他人一样用暴力方式和人打交道,你暴力我也暴力,以暴制暴。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家庭会一代接一代地“遗传”家庭暴力,父母虐待子女,子女成人之后再虐待下一代。

调查认为,虽然儿童遭受家庭暴力原因复杂,但是归纳起来,家庭背景发生变化的儿童更易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因家庭关系不和谐或家庭矛盾而拿孩子发泄或报复引发的家庭暴力的案件比例最高。

与征求意见稿不同,草案既未对家庭成员作出界定,又仅针对身体侵害,而此前公布的征求意见稿则规定的是家庭成员之间实施的身体、精神等方面的侵害。

有关儿童遭受家庭暴力的新闻,近年来屡被曝出。广东省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郑子殷说,施暴父母通常认为,孩子是自己的,要怎么管教也是自己的事情,加上家庭虐童往往在家中进行,不易被他人发觉,致使违法成本极低。

儿童遭受家暴报案率偏低

“草案这样界定家庭暴力,过于简单化,存在着对家庭暴力的行为样态列举不周延的缺憾。”薛宁兰认为,草案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显然参照了最高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定义。其值得肯定之处是没有将“造成一定伤害后果”作为构成家暴的要件;其不足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仅是实施身体暴力的方式,若采取这种挂一漏万的列举方式,必然会将性暴力、精神暴力排除在外,也忽视了针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的特殊形式。

广州优势力社会工作发展中心首席督导张良广回忆:“2006年我在广州社区宣传家长不该打骂孩子的概念,会被家长一句‘我打骂我的孩子用得着你管’给顶回来。在那时,大多数家长都很难理解为什么不能打骂自己的孩子,更难理解为何外人要干预自己教育孩子。这导致工作很难推进。”

报告显示,从案件发现情况看,受暴儿童、家庭成员及基层群众组织报案率普遍偏低。

此外,征求意见稿公布时,就有不少专家建议将恋爱、同居、前配偶等关系人员之间发生的暴力行为纳入法律调整范围之中。此次草案公布,法律调整范围仍限于家庭成员之间,让不少人感到遗憾。

张良广指出,正因“棍棒之下出孝子”等传统观念在公众意识中根深蒂固,使得很多人认可“暴力训儿”的家规,认为父母有权力打骂,甚至认为打骂、体罚等如没造成严重伤害都应属于合理范围。

针对儿童的家庭暴力发生后,儿童受到亲情影响和能力所限,极少去报告父母的家暴行为,在统计中只占2%;其他家庭成员、村委会、居委会也认为管教孩子是家庭内部事务,往往采取包容或习以为常的态度,外人不便干预,通常不选择主动报案。同时大多数人也将暴力理解为程度严重的伤害,对于儿童受暴案件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时,往往没有人或组织进行报告和干预。

“如何界定家庭暴力概念,决定着这部法律的适用范围,是这部法律先进与否的重要标志。而将同居关系、恋爱关系、伴侣关系,以及前配偶关系者纳入法律的保护范围,是国际反家暴的立法趋势,立法机关应当顺应这一趋势。”薛宁兰指出。

二问

即使有超过三成的案件,是父母一方或其他家庭成员主动报案的,也是在发生了极端伤害、家庭拐卖等严重后果之后。除此之外,大多数上报案件也缺乏有效处理。

倡导以预防和教育为主

虐童频发谁来干预?

报告显示,调研中,多达128起案件中,施暴人本应因严重家庭暴力而受到追究及惩戒,但由于目前我国对父母侵害儿童合法权益案件的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以及非刑罚处置方式简单,这些父母大多得不到有效的教育和惩罚。

在中国开通第一条心理咨询热线的红枫中心理事长王行娟告诉记者,她所接触的很多案例中,受害人的丈夫由于文化水平低,以为打老婆、打孩子是家务事,而妻子和孩子或不愿意或不敢向外人透露自己的遭遇。

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一规定改变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条只有原则性倡议而缺乏具体操作性的尴尬。

报告及惩戒力度不足,一定程度上放任了家长对儿童的施暴行为。在调研中,仅有3起案件的施暴父母接受了治安处罚,而这三起案件均为多次虐待、携子自杀这类性质极为恶劣的事件。只有8起案件的施暴父母受到公安机关的批评教育。

“加强宣传教育,把反家庭暴力的预防工作做好,是当务之急。”王行娟指出。

2015年1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作为中国第一部反家暴法,该法在2016年3月1日实施。

调查发现,在暴力发生家庭中,“不打不成材”、“棍棒之下出孝子”等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而这一观念又进一步导致事件发生后,无法在第一时间得到报告及制止。除此之外,社会公众和相关责任人员对案件报告意识的缺乏,也加剧了儿童在家庭中权利状况缺乏有效监督的现状。

“‘一两’的预防比‘一斤’的干预更重要。”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雪梅也指出,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有很多种因素,监护人缺少法律责任意识、家庭教育方法不当、暴力管教,以及缺少其他监护支持与监督是重要原因。

“法律颁布后,有法律意识的家长意识到自己在犯法,就能进行自我约束。这是该法颁布的重要意义之一。”广州市律师协会家庭专业委员会主任李小非说。

虽然目前的法律政策规定了对家庭暴力的一些干预和救助措施,如居委会村委会劝解、制止,治安管理处罚,紧急庇护等,但在实践中这些干预和救助措施还非常不完善。如对监护困难家庭缺少必要的福利支持,对父母缺少科学的家庭教育指导,对施暴父母缺少行之有效的矫治方法和处罚措施,对受暴儿童缺少完善的人身安全保护措施等。

针对这些现实情况,草案确立了反家庭暴力工作遵循预防为主、教育和惩处相结合的原则,规定:国家开展反家庭暴力宣传教育;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妇女联合会、医疗机构应当将反家庭暴力纳入业务培训;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开展家庭暴力预防工作,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配合协助,人民调解组织应当依法调解家庭纠纷。此外,草案还专门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正确进行家庭教育,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不得实施家庭暴力。

张良广说,如今他向新生代的家长传递相关知识和理念时,发现家长们比较容易理解为何不能打骂孩子。一些曾经对孩子有打骂行为的家长被社区社工劝阻后,也能很好地改正。

  法律政策缺失“儿童视角”

“与征求意见稿相比,草案更突出了家庭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对于今后社会各界开展家庭教育辅导培训,促使父母转变‘不打不成才’的传统观念,采取非暴力的恰当方法教育子女等,都有积极意义。”薛宁兰说。

然而,不少专家指出,大多数人将暴力理解为程度严重的伤害,因而在案件未造成严重后果时,往往没有个人或组织报告和干预。

据了解,近年来为了预防和减少儿童遭受家庭暴力的发生,我国已先后制定并修订了一系列相应法律及行政规章、政策。

三类机构负有强制报告义务

“不仅受害者本人会选择沉默,其他的家庭成员、村委会、居委会也普遍认为‘管教孩子是家庭内部事务,一般不选择报案’。”李小非认为,“打是亲,骂是爱”的思维在一些人脑海中根深蒂固,反对对儿童施暴,不仅需要法律来约束,也需要社会观念扭转的长期适应过程。

《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等法律法规对禁止家庭暴力进行了一般规定。2007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专门规定了“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并对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儿童合法权益的行为规定了治安处罚和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法律责任。除此之外,《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规定了对家庭暴力行为的行政处罚措施和刑事法律责任。

受传统观念、自身情况所限,很多家暴受害人不得不选择沉默,默默忍受伤害。反家暴立法试图打破这种“沉默”,以更好地保护家暴受害人,尤其是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

“有的案件中未成年人受到严重伤害,甚至街坊四邻均了解家暴情况,然而从受暴未成年人、家庭成员到基层群众组织,报案的很少。”郑子殷认为,能否对潜藏在身边的儿童家暴行为进行有效的阻止和改正,取决于整个社会是否对反家庭暴力法达成共识。

报告指出,目前我国针对儿童权利保护的法律政策依旧非常不完善,缺少针对性、系统性、实施性和“儿童视角”。除了国家层面的法律和政策外,各地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或实施办法、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办法等法规对禁止对儿童实施家庭暴力,也大多只做出了原则性规定。

草案规定中小学[微博]、幼儿园、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家庭暴力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未按规定报案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将依法给予处分。

“只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监测发现体系和部门联动的长效机制,才能有效杜绝儿童家暴行为的大量发生。”郑子殷说。

此外,即使部分法律中涉及了家庭暴力相关议题,也大多将注意力集中于妇女群体,而未将未成年人与之区别开来,法律政策中仍然缺乏“儿童视角”。例如,对家庭暴力的定义,没有体现未成年人不同于妇女的主体特殊性,在紧急救助与庇护方面也缺少专门的、符合未成年人行为能力的规定和措施。

受传统社会文化影响,社会公众不愿意或没有意识去报告家庭暴力行为。张雪梅的研究团队对2008年至2013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案件调研发现,医务人员、教师、记者、民警等为未成年人提供服务的专业工作者报告的案件只占10.61%,邻居、市民、村民等与未成年人可能存在密切接触的人员报案的占32.85%。张雪梅认为,对受暴儿童的保护设计一套社会和国家主动干预的制度,包括确定能与儿童密切接触的特定人员的强制报告义务和不报告的法律责任,非常必要,这将有利于案件及早被发现。

三问

除此之外,目前受法定代理人制度和自诉限制,此类案件往往很难进入司法程序。《民事诉讼法》规定“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由其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这条关于法定代理人的规定忽视了未成年人被监护人侵权的现实情况。如果未成年人遭受父母一方虐待,而另一方不敢或不愿代理孩子起诉,或父母双方都对孩子施暴,未成年人自己起诉就会出现难以被法院受理的情况,这也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

薛宁兰也指出,随着老龄化时代到来,家庭及老年人护理机构中对老年人的虐待行为会有所增加,强制报告制度、照料和养护服务也是必要的。

儿童成长如何回正轨?

报告指出,目前针对虐待罪的犯罪认定标准不明确、现行对儿童遭受性侵害案件的立案标准过于严格,都进一步致使此类案件难以进入司法程序,施暴人受不到法律的有效追究。

尽管草案目前仅规定了三类机构有强制报告义务,但不少专家建议,立法还应当将村居委会、救助福利机构、社会工作机构纳入到强制报告义务主体中,同时倡导受害人的亲属、邻居等发现家庭暴力行为发生时,积极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

对于受害的儿童,我们该如何呵护他们受伤的心灵,让他们的成长重回正轨?

首次设立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 很多家暴受害者,都下意识地想远离施暴者,但却苦于没有法律依据。反家暴立法,试图给予受害人法律的保护盾牌,让他们能够勇敢地对家庭暴力说“不”。

在此次深圳虐童事件曝光后,深圳宝安区妇联及时向法院申请了女童人身安全保护令,并安排专业社工和西乡街道办一起对女童进行陪护和心理辅导。

在借鉴国外民事保护令制度、总结我国部分地区法院人身保护安全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草案确定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规定: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院应当受理。

李小非则建议,妇联、学校和受虐女童的相关近亲属作为法定代理人,在法院已颁布保护令的前提下,还可向公安机关申请发出告诫令,更好地帮助村居委会等部门与孩子接触以提供帮助。

草案同时明确,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包括下列措施: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申请人,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等。

“公众认为利用法律来进行干预是有必要的。”广州市妇联相关负责人也认为,施暴父母被拘留后孩子如何得到抚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为此,广州将在2019年1月1日正式实行《广州市监护困境儿童安全保护工作指引》,其中规定:“当儿童面临危险状况时,公安机关要第一时间护送儿童至安全场所。对于儿童身体受到严重伤害、面临严重人身安全威胁或者处于无人照料等危险状况的,公安机关要将其带离实施监护侵害行为的监护人,就近护送至其他监护人、亲属、村委会、临时庇护场所或者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进行临时照料。”

那么,违法保护令、骚扰受害人甚至继续施暴将受到什么处罚?草案规定:违反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

该负责人指出,对于未能有效履行监护职责的监护人,有关部门要及时介入干预,督导帮扶其恢复或增强监护能力,切实有效履行监护责任。对于暂时查找不到监护人或遭受监护侵害经评估暂时不宜返回监护人家庭继续生活的儿童,由儿童住所地的区民政部门履行临时监护责任。

王行娟认为,草案以专章的形式对人身安全保护令作了详细规定,条文超过所有条文的四分之一,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有了保护令,妇女安全就将得到法律保护。”(记者 殷泓 王逸吟)

“在临时监护照料期间,针对困境儿童的监护情况,由民政部门牵头,会同公安机关、村委会、学校、儿童亲属等进行会商,并征求有表达能力的儿童本人意见。”该负责人说,经过会商后,认为监护人后续能够正确履行监护职责的,要及时通知监护人领回困境儿童。认为监护人仍然存在使儿童受到虐待、暴力伤害、遗弃等严重人身安全威胁或处于危险状态情形的,不宜继续承担监护职责的,困境儿童的其他法定监护人、困境儿童住所地村委会、法律规定的其他组织可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

南方网全媒体记者 泠汐 金祖臻 见习记者 王越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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